深夜，南京总统府。
蒋介石突然从睡梦中惊醒，冷汗浸透了丝绸睡衣。他猛地坐起身，双眼布满血丝，神经质地环顾四周。然后做了一个让侍卫长习以为常的动作：亲自下床检查每一扇门窗是否关严。
“又是那个噩梦？”夫人宋美龄轻声问道。
蒋介石没有回答，只是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：“王亚樵。”
这已经不是第一次。自从四一二政变后，这位国民党的最高领袖已经五次死里逃生，而每一次背后都有同一个名字，王亚樵！
王亚樵生于安徽合肥的一个农耕家庭，谱名玉清。他的父亲王荫堂行医兼务农，母亲梅氏为农家女，家中弟妹四人。
8岁那年，王亚樵被家人送到邻村刘三先生的私塾读书，他为人聪明又勤奋，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小才子。不仅如此，王亚樵还在闲暇时刻，勤奋习武，拥有了一身精湛的武艺。
展开剩余83%当时的清廷媚外无能，王亚樵对此忿忿不平。机缘巧合之下，王亚樵跟随过孙中山先生一段时间，走上了反清的革命之路。
但是，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的失败，使得王亚樵一度亡命上海。他白日做苦工，夜晚露宿街头。
只是在那个用拳头说话的时代。越是这样的底层工作，越是避免不了中外资本家的剥削。而且，还总是有一群手持棍棒的壮汉向王亚樵等人索要保护费。
而王亚樵此人，刚强机敏又疾恶如仇，身上还带有一些侠客风范。看不惯大家被这样欺压。
时机成熟之后，有一天他在棚户区召集了十二名最愤懑的工人。他告诉大家：
“我们穷苦人只有一条命，但他们有钱人同样只有一条命。”
说着，他从背后抽出一把斧头高呼：
“从今天起，欺压劳工者，杀！”
1921年春天，上海滩发生了一件怪事。
三十多名手持利斧的汉子列队走过外滩，为首的正是王亚樵。
路人纷纷避让，巡捕房竟无人敢拦。
第二天，《申报》头版赫然出现三个大字：斧头帮。
也许当时上海滩的大佬们，也会在私底下聊起斧头帮：
黄金荣在公馆里摔碎了心爱的紫砂壶：“这个安徽佬什么来路？”
杜月笙捻着佛珠的手微微发抖：“听说他专砍权贵的脑袋。”
手下的队伍壮大后，王亚樵组织成立了暗杀组。在一次次暗杀行动之后，他有了民国第一杀手的名号。
1927年4月12日，蒋介石发动清党运动。
6天后，王亚樵在《申报》刊登檄文：“以血还血，讨蒋救国。”
从此，民国最惊心动魄的暗杀与反暗杀拉开帷幕。
1927-1935年间，王亚樵策划或关联的针对蒋介石集团的刺杀行动达七次。
其中三次令蒋介石险遭不测，最著名的当数1935年震惊中外的汪精卫遇刺案。
1935年11月1日，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。摄影记者们正在调整相机，突然一声枪响，汪精卫应声倒地。
“砰砰”又是两枪，一枪击中左颧，一枪贯穿背部。
后来医生发现，第三颗子弹卡在第三节肋骨间，成为汪精卫终身的天气预报，每逢阴雨便隐隐作痛。
这次并非王亚樵亲自刺杀，而是爱国志士孙凤鸣，他本是十九路军排长，因不满《何梅协定》而加入王亚樵的铁血锄奸团。
1935年，王亚樵在对蒋介石身边的人多次下手之后，蒋介石终于气急败坏地下发了通缉令，悬赏金额达百万大洋：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！
这次接下任务的人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。这位曾经是王亚樵的得力助手。
王亚樵与戴笠的渊源可追溯至1920年代。当时戴笠尚是无名小卒，因生活困顿加入王亚樵的斧头帮，戴笠尊称王亚樵为九哥，共同策划过多次反军阀行动。
但是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，戴笠选择投靠蒋介石，两人从此分道扬镳
为了避开戴笠的追捕，王亚樵一路退到了广西梧州，投奔了反蒋将领李济深。
此时的王亚樵虽处境艰难，仍筹划重组力量，意图再掀抗日反蒋风暴。
他化名匡盈舒，隐居梧州郊外，仅与少数亲信保持联系。
正当王亚樵筹划重新干出一番大事业的时候，一个名叫余婉君的女人却让他永远停下了脚步。
戴笠找不到王亚樵，却抓住了他的好兄弟余立奎，余立奎宁死不屈，不肯出卖王亚樵。
戴笠转而威逼利诱余婉君，以释放余立奎为条件换取王亚樵行踪。
1936年10月20日晚，余婉君以急事相商为由，把王亚樵骗到了梧州住所。
王亚樵刚走到楼梯转角处，就遭到了军统的伏击。
他们往王亚樵的脸上撒石灰，使其目不能视，再躲在远处对王亚樵开枪。
王亚樵踉跄倒地时仍挥拳反抗，血染长衫，临终前怒吼：吾恨不能手刃国贼！
民国第一刺客王亚樵就这样含恨而逝。
一个伟人用他那特有的浓重的湖南口音，曾经这样评价他：杀敌无罪，抗日有功。小节欠检点，大事不糊涂。
这是对王亚樵一生言行操守、是非功过比较公正的评断。在上世纪末的时候，王亚樵的后人从广西把他的遗骸运回到了安徽老家埋葬。
现在王亚樵的墓坐落在合肥市北郊的一山岗上，墓碑铭文称他为中国近代奇男子，墓旁松柏常青，常有民众自发祭奠。
王亚樵——若早生千年，他或是荆轲；若晚生百年，他定是切·格瓦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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